面对学生餐的强制安排，私下偷偷带饭进校园，是许多上海家长的现实选择。与不好吃的校餐周旋，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。

几位上海家长与学生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。

校园餐的地下战争

清晨六点的上海静安区，天光未亮，李豆厨房里的灯就亮起来。

她系着围裙，站在灶台前，把煮好的咖喱牛肉盛进保温杯，拧紧，再迅速放进儿子的餐包———那个原来用来放汤碗的位置。初二的孩子就读的这所中学不允许带饭，她不能明目张胆。

几乎同一时刻，上海闵行区的赵南也在偷偷给孩子备餐。她从冰箱里取出一个冻得结实的保温杯，再拆开新鲜的纸盒牛奶倒入杯中。

这是赵南总结的小窍门：保温杯在前一夜被冻透后，牛奶能在数小时内维持低温，夏天高温下也不容易变臭。更重要的是，牛奶装在保温杯里，“别人不知道喝的是什么”。

午餐时间，在黄浦区一所高中的教室里，高一学生钱小熙也有自己的加餐方式。学校的饭菜难以下咽，但不得不吃。她和周围关系好的同学会来回走动，互相分享自己偷偷带来的零食，比如辣条。曾有男生带泡面来泡，老师也只是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唯一的底线是“别把包装袋乱扔”。

2024年冬天，上海家长李晨逸也开始每天早上给儿子张宇准备午餐：一份蛋炒饭加点蔬菜，或者烧点荤菜，盛到保温杯里。

张宇在静安区一所初中读书。“地下行动”有时也会被攻破。一个半月后，张宇的一个同学在教室里吃可乐鸡翅，“吃得太张扬”，被老师发现。几个“带饭党”被同学举报后，遭遇一顿训斥。母亲李晨逸的行动也就此终止。

私自带饭，被上海的大多数中小学明令禁止——除非有医院的特殊证明。2025年初，李豆听儿子说，班上一个同学声称自己有肠胃炎，学校的菜实在吃不下，申请要自带一个菜。儿子后来又补充道：这位得到豁免的同学，依然要交每顿17元的餐费。

上海某中学供应给高三学生的午餐

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“带饭攻防战”，战线遍布无数个家庭的厨房和学生的书包夹层。自集中供餐制在上海各大中小学推广以来，一些学校陆续颁布禁止学生自带饭食饮料进校园的规定。但面对口味不佳，甚至存在质量问题的饭菜，在多种正面反馈形式无果后，家长们最终采取的行为是偷偷带饭。

9月初，罗永浩与西贝的“预制菜”之争，意外引发了公众对校园餐质量的广泛声讨。紧接着的9月15日，上海多所学校家长反映孩子午餐中的虾仁炒蛋发臭，学校紧急撤菜。供应方绿捷实业回应称“有学校反映虾仁里有细沙”，但否认存在食品安全问题。

资料显示，此次涉事的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，后续发展为上海市中小学生最大的营养餐供应企业，2024年已覆盖全市16个区的500多所学校，日供餐超50万份，每份供餐价格在13~17元/份不等。

这家最大的校园营养餐供应公司的塌房，点燃了集体情绪。不少学生和家长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共同记忆。自10年代起，许多中小学生吃起供应商供给的午餐：每天中午，班级门口会送来一个箱子，里面装着统一的饭食。孩子们在下课后排队领取，再回到座位上用餐。

关于问题午餐的记忆也逐渐涌现。今年初二的上海学生张宇记得，从自己2016年上一年级起，吃校园午餐几乎就像是一场“探险”：小学，他吃过几乎全是淀粉的炸肉丸，里面的肉只有指甲盖大；中学，他遭遇了5厘米厚的披萨、咬一口整块肉就掉下去的合成鸡腿、面目模糊的“鱼排”。

不洁之物也时常出现：蚊子，头发。张宇记忆犹新的，是六年级时的“绿豆汤事件”：他说班上四十多人，有三十几人腹泻发烧。

关于校园午餐的地下战争，持续多年后曝光在公众面前。这些年来，为了让孩子们吃得更好，私下带饭在上海的家长圈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。

沉默的螺旋

赵南第一次发现学校的饭菜有问题，是在女儿今年9月开学的时候。

她的女儿在上海闵行区一所小学读三年级。那几天，女儿总是一放学就跟赵南喊饿。走在路上，女儿总是等不到回家，就先要冲进包子铺，买个包子垫垫肚子。

孩子平时并不挑食。在询问后，她悄悄告诉妈妈，学校的肉尝起来“有怪味”。但为了应付老师“必须吃掉一半才能倒掉”的规定，她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套“生存技巧”：把餐盘里的米饭压实，或者把肉块咬碎藏进饭里。这样从视觉上，饭菜就能变少一半。

赵南心里一紧。家里平时就很注重女儿食物的品质。多数时候，能吃牛肉就不会吃猪肉。赵南的丈夫会去会员制商店一次采购一大盒牛排，她再按每餐的量分装，冷冻起来，吃的时候提前半天解冻。她自己买面包，也只挑选“日日鲜”，就是图个干净新鲜。

9月中旬，赵南再次从女儿那里得知学校饭菜的细节：中午吃了汉堡坯、鸡排、洋葱圈，看起来都是预制菜。

上海浦东某学校的午餐

“上海经济这么发达，我们的孩子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，不该让他们这么吃。”赵南感觉晴天霹雳。

李豆则在更早之前就听儿子反映过学校的饭菜问题。2021年，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告诉她，自己基本不碰学校的午餐了，“实在饿得不行才会吃一些”。

学校菜单看上去琳琅满目：飘香肉串，红烧肉，胡萝卜牛心菜，沙琪玛，鱼丸粉丝汤……但其中许多食物都不能细看。儿子说，他从来不吃红烧肉，“颜色很恐怖”。也有其他同学吃过后，觉得有怪味。

儿子在小学时就告诉李豆，自己想投诉饭菜问题。学校有校长信箱，他和班主任要校长信箱的纸。班主任问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个？”儿子说：“我要去投诉一下，这个菜不好吃。”班主任回答：“这饭菜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。我们不应该浪费，对吧？”

2020年，在李豆的儿子开始不碰校园午餐的前一年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张宇也开始和妈妈抱怨学校饭菜难吃，但误被妈妈认为是挑食。

转机出现在两年后。五年级时，张宇当上少先队员代表大会的代表，有了可以在大会上给学校反应意见的机会。

在一次大会的现场发言环节，张宇第一个举起了手，“我觉得我们现在学校的饭不是非常可口，就是觉得有点过于油腻，然后希望学校能调整一下，然后有些饭菜有些难吃，希望学校能谅解一下大家。”

由于时间紧张，张宇没时间思考太多。他记得自己坐得比较靠后，光线不好，他看不清台上校领导的表情。但那个穿过礼堂的回应，他听得清楚：“学校的饭绝对是可口的，绝对是充满营养的。很多校代表都没写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就你写了？可能是你挑食。”

张宇站在座位上，感觉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。他尴尬地站了一会儿，最终讪讪地坐了下去。

但回到教室后，一大帮同学围了过来。他们都表示支持张宇。

直到2022年左右，张宇的母亲李晨逸发现，周围有越来越多同学和家长开始反映学校午餐的问题。她这才明白，儿子不是挑食。

李晨逸试过联系老师，但零星的几个家长声音，似乎很难引起重视。家委会和学校走得更近，但更多站在学校那边。几次 沟通下来，学校对反馈几乎不理不睬。

高一学生钱小熙对这种无效沟通非常熟悉。学校有时也会发关于餐饮的调查问卷下来，但往往流于形式。“家长和老师都知道菜品的问题，但是管不了，只能说尽量让放学回来多吃点。”她说。

李豆对于绿捷的报道愤愤不平。她觉得这些公司为了赚钱，没有道德。“这样做不是危害下一代吗？”李豆听说，会有新的供应集团接管上海学生的午餐，她期待看到新的气象。

而在由其它餐饮公司供应午餐的学校里，家长们的担忧仍然持续。询问老师后，赵南发现要有医嘱才可以正式给孩子带饭。她正准备带女儿去查一下过敏源或者肠胃功能，以此来申请送餐。

赵南给女儿准备的早餐

漫长的带饭攻防战后，李晨逸开始感到无奈与疲惫。作为双职工家庭，准备饭菜很是劳累，可以带饭的医院证明也没有那么好开。

她仍然想通过正面渠道解决问题：最近，她计划先和学校的学生发展中心沟通，再拨打12345市民热线，反映供应商的问题。

经历了少代会发言的挫折和数次反映无果后，张宇感觉自己的热情渐渐被磨平。聊到最近的西贝预制菜事件，他坦言：“就算是预制菜，给我们好一点的供应商也是可以的，餐费贵一点就贵一点。”

高一的钱小熙经此一役，也有了思考。她觉得校园午餐长期无法解决是因为供应商没太多竞争压力，反馈渠道不畅通，提的意见没有真正落实，“纯换供应商可能治标不治本，还是得公开食材来源和成本以及修缮学校食堂，不要再以盒饭的形式售卖，多加点窗口，满足不同需求。”钱小熙觉得作为学生，她还可以做更多，比如和同学一起整理意见，在互联网平台发声，让更多人关注到上海学生餐的问题。

每天给孩子偷偷带饭的李豆，不希望这场“地下战争”成为常态。每天清晨六点起床，像打仗一样在厨房里忙碌，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负担。她最大的愿望很简单：菜的品质好一点，让更多小朋友愿意去吃，或者开放大家带饭的权利。